1981年9月12日，我到西安居住在长乐西路安仁街21楼。为了“保密”，有关部门要我改名为邱季龙。在1982年之前，邻居知道我“身世”的人很少，但不到两年时间，知道的人也渐渐多起来了，大家都称我邱老。
（一）
西安有不少干部子弟，他们都想认识我，也想见见我。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桂绍忠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军医科学院的造反派郑洪泰，夺了军医科学院的领导权，把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都打倒了，并强迫他们劳动改造。1967年5月底，我向军委报告，经请示叶帅、聂帅批准，立即决定对军医科学院进行军事管制，郑洪泰停职反省，院长桂绍忠、政委程坤源立即解放，并恢复工作。
小桂是四医大的研究生，1982年回北京过春节，把我在西安的情况向他父亲说了，他父亲说了一句话：“有机会可以看看他。”在当时情况下，这句话也是值千金的。
1983年6月一个下午，我外出散步后往家走时，小桂在我的后面一个箭步走上来对我说：“我是桂绍忠的儿子，现在四医大读研究生，我来看看您。”
小桂自从上了我的门之后，他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我家一次，他常买些东西，自己动手做饭给大家一起吃，实际上是在帮助我。
小桂给我做了很多事。例如，我读的书就是他从学校的图书馆一次一次带来的。我在西安进过两次电影院，有一次就是小桂硬拉着我去的。小桂一直把我当成尊敬的长辈，这给我的精神世界有很大支持。
前排左二邱会作
（二）
一天晚上约7点钟，有人敲我的门，进来一个红光满面的“老头”，坐下后他反复问我认不认识他？
然后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你不可能认识我啦，我是平津战役时你的俘虏呀！平津战役时，我们去收容所之前，你给我们讲了话，有一句话对我终生受益。那就是‘不要悲观，努力就有前途’。我听说你现在很困难，我也没有什么思想水平，只想用你过去教育我的这句话来回赠给你。”
我除了谢谢他也无言以对，临走前他拿出五盒蜂王浆送给我。
客人走了以后，我坐在椅子上突然不能动了，可能这件事对我刺激太大了，激起了难忘的征战岁月。平津战役，炮火连天，我四野八纵三分钟突破民权门，第一个冲占金汤桥……我作为纵队政委给敌人俘虏讲话……可我现在……
胡敏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在陕西省立医院做工。医院有一对老夫妇都是医生，但他们没有孩子。这对夫妇看到胡敏（原名胡秀英）勤劳乖巧，就收养了她。这对胡敏来说是天大的喜事，胡敏就此有了温饱。
老两口还教她识字，介绍她去当护士。1936年胡敏在医院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掩护过省委书记崔廷儒。1937年抗战爆发后，胡敏参加了抗日医疗队上了前线。临走前并没有给老两口讲，是偷偷跑掉的。事后老两口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
人生沧桑，几十年后胡敏又回到了西安，她是从这里参加革命，作为“反革命”回到家乡。她一生都惦记老两口，解放初期有过联系，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见过面，文革中又断线了。
到西安后经多方打听老两口还健在，而且都是教授一级的专家。胡敏去拜谢时，进门就给老两口跪下了。胡敏说：“我是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天来拜恩，同样，出于感谢你们的恩情，今后不能再来了。”
老两口爱怜地拉起胡敏，三个人都在落泪，临走前他们留下了电话并送给胡敏500元钱。胡敏哭着到了邮局把钱寄回并留言道：知恩不能报，权作无此人。
（三）
我到西安后，来看我的人很多，凡老战友到西安来，都要到我的住处来看我。
原粮食部副部长赵发生是我的同乡。我们在长征的途中相识，到了陕北之后，见面的时间多些，解放之后在业务上的联系很多。我们是老战友，他对我很尊重，很关心。
赵来西安是搞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时期的军粮供应资料，准备写一本军粮供应的专著。他只知道我在西安，但并不知道住址。为了要见我一面，他一到西安就打听我的住址，但市粮食局也不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
为了搞清楚我住的具体地方，市粮食局派专人到省公安厅才搞清楚，并到长乐西路派出所问清了我住的楼号和门牌号数。
一天下午，赵副部长在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和他的秘书陪同下，突然来到了我的住处，当时我真是不知所措了。赵怕我激动，一进门就说起笑话来。他观察到我还平静，我们才开始谈话。
赵说：“我到西安来搞点资料。既然到西安来了，一定要来看看你……”
孔瑞云是山东省军区原司令员，是福建的老革命。整个解放战争我们都战斗在一起，他是四野八纵的后勤部长，我们的革命情谊是很深的。他路过西安，决心一定要看到我。但不知道具体地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后来就干脆到长乐西路派出所去问我的住处。所长不到五分钟，就把老孔领到我的住处来了。
孔瑞云一进门就给我敬了个礼，然后紧紧抱住我不肯松开，我激动得也掉了眼泪，他说：“我们来看看你。今天我来看你同过去看你，在我们心里是一样的，你永远是我的老首长！你不要难过，要高兴！你要是难过，我们就更难过，你的许许多多老战友，老部下，都很关心你！”
我听了老孔的话，心里有很多的话，都说不出来了。由于老孔找我花的时间过长，上火车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谈的时间不很长他就要走了，临走时，他给我留下几百块钱和粮票，我们互相热泪盈眶地分手，我心里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的老战友任思忠到西安，是卜占亚带他来看我的。他一进门也是紧紧地抱住我，他说：“你过去是我的老首长，现在还是我的老首长！”我们谈到了很多，从战争年代一直谈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文化大革命，也常常激动地双双落泪。老战友的真情和友谊对我支撑下去是巨大的力量。
我在北京郊区顺义县卫戍区警卫三师师部关了五年又三个月，防化H副连长同我相处了三年多，他对我是关心的，这给我精神上是很大的支持力量。
他能到西安来看我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一个看管你的人，还能来看我，而且是在公审之后……我们相识是因为我被打倒了，被他看管了，他从我身上得不到一点“油水”……我对H副连长是感激的、佩服的。
（四）
1992年我来到北京，张震和段苏权知道后都看过我还请我吃了饭，之后段苏权还多次看我。
张震在国防大学请我吃了饭，他自己带了一瓶茅台酒，并对管理人员说：“我请我的老同学吃饭。”为什么是老同学，我真是不得其解，张震说：“我们是抗大的同学嘛！我们是一个队，一个支部。”我笑了起来，他这个理由想得好。
席间，张震对胡敏落实政策很关心……他们对我的老伴落实政策都尽了很大的力，使我非常感动。胡敏的战友经常来看她，很多人都问寒问暖并给胡敏钱和粮票，给胡敏买衣服，胡敏每次都热泪盈眶。
段苏权对我的关心，使我非常感动。我当时住在大儿子家里，他几次驱车来到寒舍看望我，说了很多关心和鼓励的话，他还把我接到他家里去叙旧，我对段苏权同样是感激的。
这一生使我永远感激的是我的老战友张文。张文同志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一生都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平津战役以后，解放军大举南下，她爱人就牺牲了。
她这一生是很不幸的，一生都很艰辛，日子过得很清苦。文化革命以前，我们两家常有来往，但在那个年代，都是依靠组织，互相并没有多少关照。“九一三”以后，我的儿女无处可归，尤其是我的小女儿，更是无人照顾。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她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她收养了我的女儿京京。
我的几个儿子到北京，没有落脚之处，都是住在张文同志的家里，她自己并不宽裕，但是她把家里的好东西都拿出来给我的孩子吃，对他们问寒问暖，非常关心，使我的孩子得到很多温暖和慰藉。
她的身体不好，不幸走到我的前头，我和胡敏及全家都很悲痛，我永远都感谢和怀念老战友张文同志。
1992年我搬进了省委干休所，并由省老干局管我，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生活费也有所增加。1999年，干休所还给我买了一辆红旗车用。干休所李所长，还有老干局的文处长对我的生活十分关心，几乎是有求必应，我们不吭声他们也主动关心我们。
我几次住院都是安排很好的病房。干休所的医生、财务、司机及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我尊敬和关心。干休所还专门安排我和老伴回延安看一看，胡敏还找到了当年在半山坡上住的窑洞，我们站窑洞门口，望着熟悉的宝塔山和远处延绵起伏的一道道黄土高坡，真是心潮起伏，热泪夺眶而出。
我想到在江西瑞金的日子，两万五千里到延安，想到抗大，想到七大，想到大生产……
邱会作与家人
肃反中邱会作险遭处决，多年后他仍不寒而栗
作者：韩三洲（作家）
邱会作这个名字，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都颇为熟悉。
1929年邱会作参加红军，亲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遵义会议后，刚满20岁的邱会作被任命为军委四局三科科长，负责军委直属纵队的行政事务，被周恩来称为“娃娃科长”。
据邱的回忆录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不但和他这个“小兴国佬”相识，而且还说，“我在你家的茶摊上喝过茶，知道你的爷爷、父亲、母亲都是村干部，你和哥哥都当红军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邱会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沦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判处16年有期徒刑，2002年在北京病逝。
01
被滥杀无辜吓出“病”
据邱会作晚年回忆，他15岁参加红军后不久，就到了红三军团团部当宣传员。这时候，红军“肃反”杀“AB团”的风潮，开始蔓延到他所在的部队，原本正常的生活被彻底打乱。
“AB团”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当时还是个孩子的邱会作根本不知道。但看到一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并丧了命，邱会作有点紧张。
而且，处决“AB团”的刑场距离他们的住所也就10里路，每天都能看到有人被绑到那里去执行死刑，那时候邱还是个小小的团宣传员，没有被组织审查，但被眼前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吓坏了。
一天，邱会作去给部队买菜，忽然听到凄厉的军号声，就赶快往住处走。走到河边时已经戒严了，桥上不准过人，只见河滩上绑着几个“犯人”，接着行刑者用大刀砍他们的脑袋。邱会作呆住了，因为前几天传来消息，说是介绍他入团、现已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这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呢？当晚邱会作就病了。后经人解释，他参加的是共青团，而不是“AB团”，这吓出来的“病”才不药而愈。
虽说心里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红军队伍中的滥杀仍在继续。一次邱会作到上级机关送信，回来的路上看到别的部队在杀“AB团”，为了不让那些被杀的人喊叫，就用小树杈子横在嘴里，再用绳子绑住。行刑的方法比上次所见更为残酷，为了节约子弹，要用大石头把“犯人”砸死，结果脑浆迸裂。见此情景，邱会作吓得撒腿就跑。多年以后，这一场景仍让他不寒而栗。
以后，虽说打“AB团”活动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部分中下层指战员被无辜地杀掉了，这使得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伤了元气。邱会作认为，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但由一些落后地区的农民组成的队伍的愚昧，加重了灾难性。
02
押往刑场途中捡回一命
长征是1934年10月开始的，其实，早在这年4月广昌失守后，临时中央就已开始由“御敌于国门之外”转向战略转移了，但“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是秘而不宣地进行的。
到了突围前夕的5、6、7月份，临时中央又展开三大运动，即突击“扩红”、突击征粮、突击“肃反”。其间，邱会作因为参加撤退前的秘密工作，险遭处决。
1934年6月的一天，时任中央苏区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的邱会作被紧急召见，要他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药品材料厂和几个仓库一律炸掉，另外把大量的浮财埋掉。这些事情要处理得干干净净，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当地人和工人们察觉。这是最高机密的工作，如有泄密，军法不容。当时，还有政治保卫局的一个警卫班一起参加任务，说是协助，其实是监视。
完成任务一个月后，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更为严峻，但红军内部的“肃反”也更加严厉了。1934年10月初，就在红军长征即将开始时，政治保卫局已将邱会作牢牢控制住，寸步不离，因为邱掌握着红军的全部实力情况，又知道红军转移前的全部绝密，他们怕邱“开小差”，会给革命带来重大损失。政治保卫局已开会研究过，是否把邱会作“彻底保密”掉（即秘密杀害）。
到了黄昏，突然闯进来几个人，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张炎和展示了局长邓发签署的处决令，然后把邱会作当死刑犯绑了起来。邱连呼冤枉，但没有用。
也是邱会作命不该绝，就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正好碰上周恩来、邓发，还有邱的直接上级、红军供给部部长叶季壮。三人骑着马迎面而来，叶季壮见此情形大吃一惊，立即询问周恩来怎么回事。
周恩来也有些惊愕，但没有说话，只是面向邓发探询，但邓发却向周恩来挤挤眼睛，意思是按老规矩办。这时，邱会作则死死盯着周恩来。周恩来略加思考后对邓发说：“他还是个孩子，交给叶季壮带回去吧！”
这样，才给邱会作松了绑，他跟在叶季壮的马后，一溜烟跑回了供给部。
邱会作在晚年回忆这桩事时，还颇为感慨地写道：叶季壮一个争辩，周恩来一道命令，把我的脑袋保留下来了，让我多活了近七十年。事后，周恩来带着邱会作一起参加长征，并交代他要对曾险遭处决一事绝对保密。
直到几年后在瓦窑堡红军总部一次聊天时，李克农问邓发：“长征临出发前，你为什么要把邱会作抓住杀掉，难道就是因为他多知道了些机密吗？要不是周副主席，阎王那里就多了一个鬼。”邓发略有羞愧地对邱会作说：“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没造成千古之恨！”
周恩来听到这里，就插进来解释说：“离开江西之前，杀了一些不该杀的人，当时我们都有责任。没有杀他，是叶季壮坚决不同意，否则要等杀掉之后才汇报上来，那就晚了。现在大家对乱杀人的事很痛恨，这是我们党一个最为惨痛的教训。”后来在延安，周恩来对邱会作提起这件事，还在说：“你当时直盯盯的眼睛望着我，给我的印象很深！”
长征出发前，“肃反”的步伐加快，邱会作所在的供给部有几个领导干部也被杀害了，恐怖气氛相当厉害。从1930年杀“AB团”开始，到1934年，一些所谓“不可靠分子”，如宁都暴动起义过来的红五军团的一些干部，不少都惨遭杀戮，连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都被冤杀了。邱会作对苏区“肃反”扩大化有着切肤之
03
“要求追究邓发责任”
1945年党的七大在讨论除奸政策时，有位代表发言说：“除奸要十分稳重是完全正确的，‘左倾’教条宗派在江西苏区杀人太多了。”就这一句话，立即震动了全场。
不少代表纷纷接着说：“杀人多，杀得惨，把许多好干部都杀掉了！”
有代表控诉：“在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战争牺牲是主要的，但我们自己杀了不少好同志。我们对邓发的‘肃反’政策很愤怒！”
会场还在发言，已经有一些同志哭开了，有的还边哭边述说。对政治保卫局杀人的事，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说出残酷的例子。
有位代表说：“1934年秋，我们三军九师部队有位连长，上午打仗负了重伤，腿都断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连长拉去杀了。因为腿断了不能走，硬是两个人拖出去杀了。”
这个例子刺痛了更多人的心，全场出现了失声痛哭、擦抹眼泪的悲惨景象。
对于“肃反”滥杀无辜的问题，有代表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追究邓发的责任！”话音一落，全场此起彼伏地发出“同意”的响应。会议结束时，陈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说：“我们今天的会议提出了过去杀人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代表团一定向大会主席团报告。”
过了两天，毛泽东亲自来到邱会作所在的华中代表团，就苏区“肃反”问题讲了一次话：
一、被错杀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们悼念他们；
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将来革命成功后，我们应在当地为他们恢复名誉，并以烈士对待；
三、“肃反”问题是错误的，是路线问题，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大家不要提出追究邓发的责任问题。
毛泽东讲话后，代表们没再提出新的意见。“肃反”扩大化的执行者、当年的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在预选中就从七大中央委员名单上落选了。
到了次年即1946年的4月8日，邓发与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等同志在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不幸遇难，成为著名的“四八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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