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沁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学术范式从传统转向现代，注重文化生态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程千帆先生《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唐代科举与文学》。其后，仿此格局者不少，纵向由唐而前后延展，横向则从科举渐及其他。在此背景下，唐代文馆制度也得到充分关注。
唐代弘文馆、崇文馆、史馆、秘书省、集贤院等馆阁是当时重要文化机构，主要从事书籍庋藏、人才培育、文史编纂等工作，因此与唐代文学产生密切关联。吴夏平教授以“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为题，对其中相关问题作了较深入探讨。此后较长一段时间，作者都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先后出版《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述论稿》《唐代文馆文士社会角色与文学》等多部著作。《制度与文学》即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展开的新研究。
《制度与文学》。 受访者 供图
《制度与文学》的引论，直标“反思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在总结四十余年来学术成果基础上，对“制度与文学”研究范式的形成作了深入论述，指出其学术渊源，“既有西方文学社会学的一面，又有中国学术自身传统的一面。其研究格局的形成，实际上是八十年代以来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结果”。
如何才能真正揭示制度与文学的关系？《制度的权力本质》一章对此作了较好回应。制度是建构秩序、维护正义、保障公平的工具和手段，以一种力量的形式作用于其他事物。制度虽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但从作用力来看，人类一切生产和生活，其实都受其引导和制约，文学活动自然也如此。说到底，文学是不同时代制度品格的诗性呈现。
作者在《制度诗学：中西互鉴的文学社会学》一章中，进一步追问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意义。从比较角度看，中西对“制度”“文学”等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将所研究的制度范围界定为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和财政诸端。而法国埃斯卡皮等人则认为，应从文学生产、传播、消费角度来看文学外部环境，因此要关注作家的时代和群体状况，特别是地理位置、职业出身、社会资助、出版制度、消费动机等。对“文学”的理解，差异更大。例如，陈寅恪先生在《论再生缘》中指出，中国文学相较于世界诸国之文学，“其最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一书中则提出“文学事实”概念。可从三方面理解：一是作为交际的文学，作品不是物，而是承载着意义的交际行为；二是作为过程的文学，包括设想、中介物、活动特性；三是作为机构的文学，包括生产、市场和消费。职此之由，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中西选择差异。中国传统“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等方法，与西方社会角色理论、计量分析等方法，可互为补充。正是在这层意义上，作者认为，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学术目的，应是从文学研究看世界，从世界反观中国文学。
该书的第三章至第十章，从文学生产、时空变化以及制度设计与文学演进等层面，深入揭示制度作用于文学的力量。
第三章《制度与文学生产程式化》和第四章《隐性制度：“文学家法”与宫廷诗学》，主要讨论文化制度之下文学生产问题。作者以唐代馆阁为例，系统阐述了馆阁创置与文体演进、右文政策与诗史传统、文学教育与文学技术化等问题。特别指出，“显性的文学制度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把握，例如文馆、选官、教育等制度往往是可感的，其对文学的作用力也较易理解。但是隐性文学制度，如帝王的典范作用、历史故事的援引等等，对其抽绎和把握则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第四章，作者转向隐性文学制度对文学生产作用力的论述。该章以时序为框架逻辑，以初唐时期唐太宗的“文学家法”、盛唐时期集贤院、中晚唐宫廷诗歌活动为例，系统论述隐性制度对唐代宫廷诗学嬗变的作用力量。
《制度权力与文人角色空间流动》及《制度张力与诗路文化空间》两章，从显性与隐性制度转向空间流动问题。这种视角转换既符合文学事实本身，同时又体现了作者洞察事物的学术能力。唐代文馆学士、学官群体、史官群体，受制度作用力影响，在京城与地方之间双向流动。从宏观层面看，这种空间变化使文学中心超越区域限制而不断拓展；从文人个体层面看，空间流动不仅使文人职务角色发生转换，同时也使其获得对不同地域文化的感知，进而影响文学创作。唐代诗路由文人区域流动形成。作者从作为方法的“唐诗之路”切入，指出诗路的时空关系包括多重含义：“其一，从诗人创作当下看，其行为联结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其二，从后人对诗路作品的体认看，诗人作品及其创作行为参与建构了诗路未来时空；其三，从唐诗之路研究主体看，时空关系主要体现为以历史时空坐标轴为考察切入点。”从时空关系重新认识唐诗之路，可深入揭示诗路活动内在权力结构。
第七章至第十章，分别从官学教育、科举取士、国家庋藏、史学转向等不同角度，分别论述制度创革与文学递嬗关系。作者指出，唐代官学教育顺应考试需要，通过诗学教育等方式对初唐律诗定型产生作用。这一论述，深化了以往对近体诗体制形成问题的认识。科举取士制度对经学知识考察的规定性，促使经学与文学产生关联，使“六经皆文”观念在中唐得以重振。从唐代国家书籍庋藏制度，可解码唐人别集版本以及集序文文体流变等复杂信息。从史馆制度变迁，以推立言空间为桥梁，此可解释唐代杂传及小说中的补史意识，以及图经编纂与山水游记写实性之间的深层次关联。凡此种种，均体现作者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宏阔视野，能够突破传统局囿，使制度与文学的关联性考在本质上得以揭示。
作者在“后记”中说：“就文馆与唐代文学而言，戴伟华教授认为要从前人学术经典中去寻绎研究模式或者说理论范式。就制度与文学关系研究来说，此前已有很好的典范，如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等等。戴老师提醒，在阅读这些学术经典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中西学术的大背景，要追溯程千帆、傅璇琮等学者的学术思想渊源。”从这些自述，可知作者深受传统影响，同时又转益多师，受到程千帆、傅璇琮等先生学术思想的浸润。从这层意义来说，《制度与文学》一书具有薪火相传的学术价值。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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